社会主义是一种理想，是一场运动，是一种理论，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实践；从凝聚共识、解决信仰危机的角度说，更是一种价值观。 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理论的提出，也需要面临着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挑战。 从理论层面而言，我们需要解决如何做到更加精简概括，做到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区别、这些内容是不是价值（是否哲学意义上的价值）、价值之间是不是按照同一标准划分的（是否存在内在张力），等等。 从实践角度而言，理论能否回答实践所能提出的问题并切实指导实践是检验其重要性的标准之一。 因而，培育价值观认同，研究其认同机制建设也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理性还是非理性：构建认同机制的基础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和重要目标。 “培育、践行”同政治学上的“认同”的四个层次———认知、情感、评价、行为有着密切的关联。 公民的认同需要其对政治体系的观察和认知，对政治角色和政治行为的感情爱憎，对政治现象和政治价值的判断与评析为基础。 另外，公民会通过自己的选举、政治参与等行为方式来实际表现对政治、政党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行为作为结果和体现，也应该是认同的层次之一。

　　培育和践行即让公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首先要解决认同是理性还是非理性这一问题，这决定了我们建构认同的思路差异。 如果认为认同是非理性的，认同就是一个由以前的生活环境、家庭熏陶、生活经历等决定了的心理依附。 这种认同与逻辑无关，与理性无关，不需要更多的学理阐释。

　　就像宗教的虔诚、爱情的纯洁一样，“爱就是爱，没有理由”。 例如有西方学者认为，政党认同从根本意义上是公民（或选民）的一种较稳定形态的非理性心理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党认同已成为用社会学方法解释政治现象，以反对理性选择方法的典范”[1]（P566）。 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讨论上一代人对党和领袖的热爱与激情，讨论“建国记忆”与政党认同、“交心运动”与政党认同才有了更多的学理和实践价值。

　　而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认同是理性的或者说其更多的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是需要理由的”，这种理由或为利益或是需要，这就是理性选择。 以政党认同为例，有学者认为，“透过政党认同在投票时的‘非理性’，而去看政党认同的形成与变迁，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更多蕴涵的是一种理性的因素”[2]。 执政绩效、领袖魅力和重点政策议题都是影响选民投票的重要因素，我们很难说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认同是非理性的。 笔者所做的一个社会调查中，在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动机问题上，有 12.2%的大学生选择了历史因素，即中国共产党有着光荣而伟大的过去；有 19.7%的大学生选择了意识形态要素，即中国共产党有着先进的政治理念；1.6%的大学生选择了领袖因素，即中国共产党有着先进的领导者；有 19.5%的大学生选择了组织因素，即中国共产党有着众多的优秀党员和完备的组织系统；7.6%的大学生选择了功绩性因素， 即中国共产党有着出色的执政或工作绩效。 而认为加入中国共产党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功利主义选择占了 23.4%。[3]

　　这也表明，青年大学生对政党的认同愈来愈趋于理性化和功利化。

　　前两种观点的基本思路决定了我们建构认同思路的差异。 如果认同是非理性的，我们就可以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外推”思路，即从一种先验的理论前提出发来演绎出一整套的运行规则和制度的理路。 这种理路所达成的认同共识，往往需要借助于强烈的意识形态宣传、行政干预等带有强制性的手段和方式，主体往往带有明显的强权色彩，客体则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接受状态。 第二种思路认为认同是理性的，我们就需要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内生”思路。 这种思路主张充分尊重当代存在的“合理的多元论”之事实，对于各价值主体之间的各自认同和观点，不主张采取一种强权的方式强加于对方，主张通过理性对话而实现客体自在的、理性的价值认同。

　　在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机制这一问题上， 我们应采用上述两种途径交叉混用的思路，但以理性思路为主。 其原因，一方面是基于人的本性和需求，人是有理性且能思考的，这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另一方面是基于中国当前的政治实际。 在中国，随着世界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意识形态的相对多元化冲击了核心价值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文化基础，新兴阶层的出现和利益团体的分化与多元化冲击了主流价值观认同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种政治世俗化的转变， 建立在历史功绩基础上的认同感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淡化，公众或选民将更依赖于根据自己当前的利益是否得到政权的有力维护来评价政治。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建构总体思路应该是以理性建构为主，即从利益认同走向制度认同并最终形成价值认同。

　　二、实现利益代表，巩固核心价值认同的经济基础

　　利益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密切，利益决定人的价值观，价值观反映人的利益层次、特征与需求。 保护或追求自己或所在阶层（集团）的利益是公民（或选民）参与政治、影响权力的重要目标和主要动力，价值也是衡量利益的尺度，当这种思想上升为价值观时，就体现了利益对价值观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 因而，马克思曾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4](P103)
　　
　　换一个角度表述，公众是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其认为执政党和政府是否代表他们的利益、能否保障他们的权利密切相关。 作为权力行使主体的执政党（或政府）的执政绩效就是一种重要的功绩性认同资源。 这种认同资源的获得需要两个层面的能力：一方面是把蛋糕做大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性认同机制的建构能力，另一方面是合理切分蛋糕的政治协调和整合能力。 因而，政党和政府弥合并缓解社会冲突，代表并整合不同阶层力量，是取得公众的认可并赢得利益认同的决定性要素之一。 而公众评价现任政府或执政党是否能够代表、实现或反映、巩固自己利益的机制、方式、途径和标准也是纷繁复杂的。 首先，最直观和最方便的方式和标准即是本人或本阶级的工资收入、生活水平是否在逐步增长和不断提高；其次，这种增长和提高与他人、其他阶层相比速度如何，有无相对剥夺感；最后，某一项政策（比如：税收、福利政策）的出台，是否对本人或本阶层有利，是短期有利还是长期有利；等等。

　　就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早在 2000 年就适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及时扩大了利益认同的阶级基础，以期使主流价值观获得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政治合法性不断得以增强。 但需要指出的是，利益代表问题是一种政治理念，更需要现实政治实践的支撑，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的力图上台执政的大党无不声称自己代表了大多数国民或选民的利益。 从政治学的角度说，衡量一个政党代表或者保护了哪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主要看其政策。 政策表现政党的政治倾向，反映一个政党处理各个阶层之间矛盾的解决方式和解决能力。 毋庸讳言，我国经过改革开放的深度洗礼，目前已形成和存在不同的阶层和利益群体，政党和政府必须要学会整合社会各阶层力量，通过政策这一重要手段来调整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

　　虽然利益认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形成的重要理性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利益认同与价值认同并非直接的决定关系。 从理论上说，如果过度地依赖利益认同，以利益认同作为价值认同的基础，从长期看未必能够带来稳固持续的认同。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满足存在差异，即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并不能保证“切分蛋糕”的公平合理。 这既有客观方面的现实困难，也有公众主观方面的价值判断问题。 另一方面，公众的需求层次是存在差异且不断变化的。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较低层次的需求（比如温饱、安全）满足后，就会有进一步的更深层次的权利、自主、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 仅仅以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为价值认同的资源基础存在无法满足公众需求和利益结构的多样性和易变性的缺陷。 另外，经济发展自身存在周期性。 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发展总是高峰与低谷相应，经济政策总是扩张与紧缩交替，发展水平不可能永远维持在一个公众都非常满意的高位。 从这个角度说，“绩效合法性是后发国家应当充分利用和发挥一种政治策略，但它决不是合法性建设的一剂灵丹妙药。 这一策略的运用必须同其它合法性战略，特别是长效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5]。 从价值认同的角度说，这种长效的战略即是制度建设，以制度认同塑造价值认同。
　　
　　三、扩大政治参与，创造核心价值认同的制度前提

　　从一般意义上说，制度是指社会公众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和行动准则。 在新制度主义者看来，制度还指社会的法令、礼俗，甚至是人们所接受的行为方式和方法。 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就是从广义上来界定制度的，他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契约。 ”[6]（P3）制度认同是政治认同的一种，它是社会公众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在基本认知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情感、态度上的认同与归属感，是对制度的一种正向性的、积极性的心理特质和行为特征。 从深层次而言，正是由于人们对于该制度认可和接受并积极按照制度规则行事才是制度得以延续的主要因由。 只有人们认真对待、忠诚和信赖制度，才能自觉地按制度行事，制度也才会更加巩固。 有学者曾经谈到，美国梦和美国主流价值观取得成功很大原因在于社会意见一致论，即尽管美国是由移民组成的国家，美国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他们一般都接受了现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接受了宪法和按照宪法设置的政府机构，接受受控制而又是自由企业的经济，以及依据自身能力和奋斗所能达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7]（P169）反之，公众或国民不认同某种制度，其也就失去了权威性的支撑，出现制度、政令、政策执行走样、偏移、无效的现象。

　　制度认同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制度的有效性和正当性。 有效性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直接制度效果论”和“制度效果演进论”。 前一个层面是指制度能否直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实现国家富强和社会稳定，等等。 后一个层面是指长期而言，制度效果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差———即制度安排是否能够让社会有足够自我完善、 自我促进的功能从而呈现出制度效果的“自发演进”。

　　制度的正当性也就是制度存在的价值合理性，它是制度存在的更深层次的价值标准和心理认同条件。 制度的正当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含义和标准。 就当前世界政治文明的角度而言，大概需要包括两个标准：一个是自由和权利标准，即制度的设计是否保障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的权利价值实现奠定了基础。 自由和权利是人的本质体现，只有肯定人的主体地位、维护人的自由尊严的制度，才能够真正获得公众对其的认可和支持。 另一个是公平和正义的标准。 制度不仅要保障自由和权利，还要给每个成员平等的机会，以期激发社会的活力，保证社会的正义。 因而，公平正义既是一种社会价值和社会观念，更是一种制度设计的评价标准和认同依据。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为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而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与政府或政党的政策或决定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它反映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 政治参与在制度认同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公民通过参与政治来形成对整个政治制度的某种观念信仰，对其有效性和正当性进行直接体认，这个过程也是政治制度深度“内化”的过程和表现形式。 从本质上讲，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反映着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一种既相互支撑又相互对立的关系，体现着公民在国家机器面前的地位和作用，反映着政治关系和政治体制的本质和内核。 从制度认同的角度说，使公民、社会组织、利益团体、政治社团等政治主体能够参与政策制定、政治协商等过程，既可以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公开化，又能使公民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产生心理满足的效能感，才能深切体认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和责任感，才能真正形成对政治制度的认知和评价，继而在制度认同的基础上认可其主流价值观。 反之，如果参与不畅，则会压力高涨；压力高涨则会认同不足。

　　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已建立了诸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的制度框架，也有新闻监督、言论结社自由、信访等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其反映了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取得了显着成绩。 但我们以前过多地把我国制度理论上的优越性同西方制度现实运转中的弊病相比较， 而忽视了我国应然制度与实然制度之间的差异，以及理论上的代表人民和实践中的利益实现之间的差距。 有学者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和人民的关系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党应当充分代表和反映人民的利益；二是党支持人民做国家的主人。 如果在这两个方面都缺乏科学的体制、机制和渠道，党群关系的融洽无从谈起”[8](P292)。

　　比如，某些地区人大未能真正发挥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代表选举也是“认认真真走过场”；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与政治协商的权力保障机制不完善；政治参与的渠道还相对单一，上下协调沟通不够，群众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等。

　　从制度认同的角度说，首先要进行更为有效和合理的制度建设，要切实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明确划分职权范围并使之真正具有财政、人事等方面的审议权和监督权；要进一步从制度保障上强化人民政协制度建设；要进一步拓展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和途径，培育多元、自主的社会组织，保障大众传媒的新闻监督，完善基层群众民主自治制度。 其次要采取多种手段动员公民政治参与，在保障公民政治参与秩序的前提下，扩展政治参与的途径、范围和深度。 只有在执政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有力推动下，才能实现政治参与制度化、多元化、深层化，让公众真切体会到通过制度性参与就能够实现其利益、权利等多方面诉求，不再寻求制度外的、破坏性的利益诉求表达方式。 这样的制度，也才会逐步具有自发演进和自我完善的空间和可能，也才能够获得公民较为高度的认同。

　　需要指出的是，一种公正、有效、合理的制度是价值认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即制度并不会直接带来大多数国民的高度的价值认同，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从理论的角度说，在现代的多元社会，人们对何为好的制度还存在一定的价值争议；二是从现实的角度说，人们对制度是否真正、切实、平等地保护了自己（或阶层）的利益还存在不同的认知和判断。 而且，制度认同与价值认同还存在不同层面的差异，在基本的制度框架认同的前提下，还可能有不同的价值和意识形态认同；即便是认可基本制度和结构的美国、英国等，也都存在不同的政党和价值形态。 因而，要塑造一种核心价值的认同，必须从文化入手，进入第三个层次———营造核心价值认同的理智氛围。

　　四、化解文化风险，营造核心价值认同的理智氛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针对文化、信仰领域中的问题提出的，而实际上文化问题也是利益问题。 无论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还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都认为文化与阶级利益、国家利益紧密相连。 如果我们不能应对全球化和市场化在文化层面带来的风险和冲击，社会主义也将从道路、制度、理论等各方面受到威胁和挑战。

　　在文化领域，首先要建构具有包容性、科学性和现实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 在中国，随着经济利益和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多元化发展格局， 不同的阶层和集团有不同的利益和权利诉求，在这种态势下所投射出来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必定不是一元的。 因此，政府和执政党必须适时建构或发展一种整合多元价值观、利益追求和权利诉求的为大多数公民所能大体认可的意识形态，这是增强其认同所要面临并着重解决的重要问题。 科学性是指体系内外部之间的自洽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能够从学理上对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出较为科学的界定和概括，对外能够同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区别做出合理说明，对内能够对其内在的逻辑和关联做出合理解释。 现实性是指其必须能够回应社会主义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回应公众所关心的利益问题、制度问题和信仰问题，理论和实践之间具有互动性和一致性。

　　在化解文化风险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必须始终掌控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权，着力巩固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另一方面，也要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争论与讨论。 虽然“真理未必越辩越明”，但言论自身具有自由的价值，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和途径，是公民体会民主和制度认同的基础，也是理性形成价值认同的必经之路。 尤其应该让有知识的广大青年大学生通过“正、反、合”的过程，从理性的深度、学理的视野、逻辑的角度来真正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在化解文化风险的过程中，需要领导者和公务员以身示范，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一种文化和价值的践行如果没有良好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这种文化和价值就不会被公众所长久、理性地接受。 从政治学的角度说，信仰和主流价值的衰败是国家和体制走向衰亡的开始，政治语言的腐败会加大交易成本，损害社会智慧，侵蚀公民道德，并使体制衰败变得不可预测。 因此，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社会的反馈机制，更需要领导者和公务员队伍的以身作则。 “说一套、做一套”的国民劣根性需要祛除，“说一套、做一套”的官场陋习需要摒弃，否则中国将永远无法解决文化和信仰危机。 无论是一个企业、一个组织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领导者对提出的价值观和理想图景必须带头践行，这不仅仅是“共启愿景、以身作则”的领导力法则之要求，也是中国化解文化风险、解决信仰危机的必经之路。

　　在化解文化风险的过程中，需要与时俱进，用客体易于接受的语言、方式、途径潜移默化地使之自我内化。 虽然政治不能过分娱乐化，但是价值观的认同教育应该更活泼、生动，要生活化、柔和化；少做理论生硬的灌输，多做身边案例的描述，使客体在潜移默化中认同核心价值观。 有学者曾经谈到，“美国好莱坞大片就是他意识形态的最佳宣传，但你看美国是怎么宣传的，做的很细，很到位，很精准。 美国的宣传，我们经常开玩笑，《美国队长》那部电影，他那身衣服就是意识形态，美国的意识形态，穿着美国的国旗。 前几年有一部电影叫《复仇者联盟》，集合了所有美国的英雄，蜘蛛侠、绿巨人。

　　领导者是一个最差的美国队长，为什么他当头?很明显不是他能力强就当头，是他穿的那身衣服决定了他必须当领导者。 美国人通过这样的宣传告诉年轻人，它在有意的引导年轻人。 ”[9]

　　因此，基于理性的认同教育逻辑是，以包容的姿态、理性的争辩、逻辑的说服来激发客体主动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求同而存异，兼容而并包，在利益认同和制度认同的基础上完成个体公民人格的自我塑造而达致价值认同。

　　综上，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总体逻辑为，以利益认同为经济基础，以制度认同为政治保障，以价值认同为文化引领。 这也是政治认同的基本逻辑，也暗自契合了三个自信的内在关联，从道路自信到制度自信，从制度自信再到理论自信。 需要指出的是，从科学的角度看，不同层次、年代、年龄、阶层、群体的价值观内在生成机制应该是有差异的，不能一概而论，理性的进路更适宜 80 后、90 后一代的青年和大学生。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殊性，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特殊性还表现为它同政治制度认同、国家认同、政党认同乃至政治领袖的认同的紧密关联。 这种态势的优缺点都是非常明显的：种种认同一并捆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如果一个方面和层次的认同出现问题，则会导致非常严重的连锁反应。 基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矛盾的复杂性和改革任务的艰巨性，笔者认为，塑造一种政党与国家、社会、政府适度分离的公民认知观念比公民认同上的“混沌状态”更能代表未来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也更有利于推进我国国家治理和政党治理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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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柴宝勇.论政党认同的含义及其要素[J].探索，2009,（1）.
　　[3]柴宝勇.政党立命之根基：当代中国大学生政党认同的现状初探[A].王韶兴，吕连仁.政党政治研究：第四届中国政党论坛文集[C].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7．
　　[5]何显明.绩效合法性的困境及其超越[J].浙江社会科学，2004,（5）.
　　[6][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4.
　　[7]转引自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8]王长江，姜跃. 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9] 廉思 . 中国底层青年的生存困境和出 路 . 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