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与政治
勇气在过去曾经在公共生活中盛行，但是如今的美国已经将它忘却，不再强调或者敬佩民选领导人身上的这一特质。我们也许记得约翰·昆西·亚当斯通过亨利·克莱的政治计谋登上总统宝座，但早已忘记年轻时的约翰·昆西·亚当斯为了站在国家这一边，而放弃了前途似锦的参议员生涯。我们也许记得丹尼尔·韦伯斯特在政治生涯中对国家银行的庇护，但却忘记了在其退出政坛之前为了国家利益而做出的牺牲。我们不记得，或许我们根本就不在乎。
若干年以前，有位大报的专栏作家告诉他的数百万读者，“人们一点也不在乎参议员或众议员说了些什么。不在乎的原因是，他们知道你在议会中听到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废话、蠢话和煽动的话，根本不可听信……”
再早还有某位内阁成员曾经在日记中写道：
虽然我不愿意认为参议院已经整体堕落，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参议员并无诚信可言。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心智上羸弱，完全不适合担任参议员。有些是粗俗的煽动者……有些是通过卖官鬻爵当上参议员的富人……还有些参议员则是眼光狭隘、领悟力有限的党同伐异分子。
而在这之前，一位参议员亲口告诫同僚：“因为我们毫无理由的拖延，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已经丧失殆尽。”
整个参议院都明白今天的许多美国人普遍持这种看法。我们经常听说，参议员必定是政客，而政客必定只关心投票，他们不具有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或刚勇气魄。母亲们也许仍然向往着她们最喜爱的儿子长大以后成为总统，但是根据几年前著名的盖洛普调查，她们并不希望爱子为了这一目标而从政。
如潮的非议与贬低是否意味着参议员在堕落？当然不是。以上面所举的三位政治家为例，一位身处20世纪，一位是19世纪，另一位是18世纪的(当时的参议院正在讨论的是定都何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参议员不再拥有勇气这一美德？
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细心观察后，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他的新书中对政客和选民做出了如下的严厉评语：
几乎无例外，成功的民主党政客都是缺乏安全感的懦弱之辈。他们通常靠息事宁人、绥靖、贿赂、煽动、哄骗从事政治，或者就是在选民中操纵各种苛求的和威胁性的元素。他们的终极考量并不在于提案的好坏，而在于提案受不受欢迎——不在于它是否能带来长远好处，而在于活跃的选民是否会立即喜欢它。
厕身于“成功的民主党政客”近十年的笔者不敢确定无疑地说，这些人都是“缺乏安全感的懦弱之辈”。我坚信，公共事业的复杂性以及对公众注意力的争夺，已经将充满政治勇气的无数大大小小事迹消弭于无形，但实际上这些英勇事迹在参议院中每天都会发生。我坚信，相比于参议员的今不如昔，其实公众在对政治艺术、对妥协与平衡的必要性、对作为立法机构的参议院等的理解上可谓更加今不如昔。最后我坚信，我们批评那些唯大众之好恶是从者，但同时也在批评那些不为流俗所动者——因为我们没有完全理解参议员对他的选民的责任，或者没有充分认识直面政治良心的那份困难，用韦伯斯特的话说，犹如“乘着一叶小舟独自离岸”，进入那波涛汹涌的大海深处。如果美国人民更加充分理解那些大得令人窒息的压力——正是这些压力将政治勇气化解，使参议员放弃他的良心——也许就不会对那些选择了一条比较容易走的路的从政者那么求全责备，并给坚定走在勇气之途上的从政者多一些喝彩。
我要提到的第一种压力，是几乎不怎么被公众发觉的压力。美国人希望被他人喜欢，参议员当然也不例外。他们在本性上是社会动物，而且也必须是社会动物。我们享受同志情谊，以及来自朋友和同事的赞许。我们喜欢得到赞扬，不喜欢被诋毁，喜欢受欢迎，不愿受人冷落。由于出于良心而不走寻常路经常会形影孤单，所以我们迫切希望与参议员和党内同仁们处好关系，遵守规则，而尽量不标新立异，以避免让其他成员尴尬甚至激怒他们。而且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参议院内的影响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自己和选民的目标，其实有赖于其他参议员对我们的尊重程度。当我进入国会时，被告知：“相处融洽之道，在于结伴而行。”
结伴而行不仅仅意味着良好的关系，还包括对妥协的使用，这是一种对所有可能事物的感知。我们不应该匆匆将所有妥协都贬为低劣的品行。因为政治和立法处理的并不是不变的原则或遥不可及的理想。正如John Morley准确描述的那样，“政治是这样一个领域：某行为在某时间段中是最佳选择，选择经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生活的民主方式以及政府的联邦体系，决定了立法需要在个人和团体意愿以及其他个人和团体意愿之间形成妥协。亨利·克莱说，妥协是将整个国家粘合起来的粘合剂：
所有的立法……都建立在相互让步原则之上。……让那些将自身高高置于人性之上，置于它的缺点之上，置于它的软弱、缺乏和必要性之上的人们说“我可从不妥协”吧，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但是对于意识到人性弱点的我们来说，妥协是不可轻视的。
妥协避免了两派改革者——绝对禁酒派与绝对开放派、世界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反活体解剖实验者与支持活体解剖实验者——从相互对立的两个极端将整个社会撕裂。盲信者和极端者，那些信奉坚如磐石原则的投票者，在他们的政府未能迅速实施其全部施政纲领，并批驳反对派的纲领之时，常常感到很失望。但是立法者却有着安抚州内和党内的反对力量的责任，并且在联邦层面上的更大利益博弈中代表这些力量。而且立法者深知，每一个议题中，所有真理、所有公道和所有角度都站在一方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我的不少同仁，如今被批评为丧失原则，或者被指为妥协的“政客”，只因为他们投身于对各种公共观点和派别的调解、平衡以及解读这一高难度艺术，其实这一艺术对于国家的统一和政府的良好运作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良知也许会不时使他们采取更为严厉的立场，但是理智却告诉他们不那么完美的提案毕竟好过没有任何提案，只有通过交换式的妥协，提案才能得到参议院、众议院、总统乃至全国的逐一接受。
不过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妥协，以及同谁妥协。因为我们很容易陷入不必要的让步，使妥协仅仅成为“结伴而行”的手段，而非解决立法冲突的方法。
在“结伴而行”的这一忠告里还有更深的内涵，即完成跟随我所选择的政党的领导人这一义务，我会得到相应奖励。国会所有成员都充分意识到党内团结的重要性——虽然太多罪恶借党内团结之名以行——以及不服从指挥的行动会在下一次选举中给我们的政党带来的恶果。而且，在从政的这些日子里，立法者所能获得的赞助金额是非常有限的，而造次打破党内等级者将会发现他的赞助金额会马上变为零。甚至他所感兴趣的立法之成功通过，在某种意义上也有赖于他对党的各种支持而获得的党内领导人的协助。最后，当走上良知驱使的孤单道路，参议员很可能会发现，他遭到的非议不仅来自参议院内的同僚，也来自对他的竞选事业而言非常重要的政治捐款者。
希望在下一次竞选中再度当选，是有良知的参议员面临的第二种压力。不能径直将它视为完全自私的目标。因为以政治为职业者应该致力于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但也是因为维护某一原则而跌倒的参议员，将没有机会在未来赤手空拳为这一信条或其他信条而战。
而且，竞选失败不仅是参议员个人的挫败，他也必须考虑这一失败给自己所支持的政党，给为他甘冒风险或贡献出其积蓄的朋友和支持者，甚至给其妻子儿女带来的后果。妻子儿女的快乐与安全——这一点对他而言是无比重要的——经常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他仕途的成功。
在一个非专制国家，除了投身政界，还能有哪种职业使人可能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包括他的职业生涯在内的全部所有呢？在私人生活中，比如生意领域，我们希望个体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推进自己钟意的私人兴趣，以获取全方位的进步。但是在公共生活中，我们却要从政人士牺牲他们的公而忘私来促进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