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历史：您提出毛泽东是新中国外交的探索者。那么，毛泽东在外交方面的探索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章百家：中国革命对新中国外交具有深刻影响。否定了旧的外交传统，建立新型对外关系是一个过程，许多问题都有待探索。事实上，新中国建立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外交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为新中国外交探索最重要的成果，首先是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虽然这五原则最初是为了解决中国同邻国的关系而提出的，但很快就被做为中国处理同各种类型国家关系的普遍原则，包括新兴民族独立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新型国家关系的概括。毛泽东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不少论述，扩大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适用范围。早在1955年，他就提出中美之间也应按照这些原则来处理相互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了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的束缚，使新中国可以打破美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一批亚、非、拉国家，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法国这样的大国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

　　毛泽东时代，新中国还开启了同一些邻国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的进程。如解决了中国与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等国的边界问题。这一点对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一代中国领导人常说：“周边不宁，四肢不灵”。这个说法很形象也很深刻地说明了处理好周边问题的重要性。

　　新浪历史：既然处理与各种类型国家的关系是新中国外交探索的重要方面，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处理中国同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与美、苏两个大国的关系的？

　　章百家：在冷战时代，美国与苏联是世界的两极，外理外交事务离不开同美、苏两国的关系。在这方面，我想，毛泽东坚持的最重要的原则是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新中国成立之初采取了与苏联结盟的政策，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采取了敌视态度，当时中国面临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特别是美国制造了台湾问题，这成为中美之间的一个长期障碍。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苏矛盾不断发展，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基本的原因是苏联为使中国服从它的战略需要向中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中苏分裂对战后冷战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影响。这里，我仅想指出两点：一是对中国来说，中苏分裂使得苏联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对中国的内部发展具有影响力，由于历史原因这种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二是中苏分裂使中国成为国际上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获得了战略选择上的自由，可以较早地从全球冷战格局中摆脱出来。

　　新浪历史：是不是说，这也为关系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创造了条件？

　　章百家：可以这样说。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应当说明三点：第一，新中国成立后，中美虽然长期处于对立，但毛泽东始终认为，中美两国不可能永远相互隔绝，与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想法并没有泯灭。第二，在同美国的长期斗争中，毛泽东从来是立场坚定，策略灵活，注意有理、有利、有节。朝鲜战争之后，中国成功避免了再次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这就为双方关系的转圜保留了余地。第三，中美关系正常化能够启动，是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改善中美关系可以使双方获益。当时，美国急于从越南战争中摆脱出来，中国需要应对苏联的威胁。 

　　1971年春，毛泽东抓住在名古屋举行世乒赛的机会，邀请美国乒兵球队访华，以中美人民的交往作为启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先导。以后，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大门的过程，大家都很了解，无须多说。

　　新浪历史：是否可以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是毛泽东晚年对中国外交的最大贡献？

　　章百家：可以这样说，而且这不仅是对中国外交的贡献，也是对整个国际关系发展的贡献。通过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国第一次主动地、有意识地推动了世界格局的转变，中国外交也由此进入一个大发展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方面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与世界各国普遍建立正常关系，但在冷战时代这个过程十分曲折。在中美关系改善之前，可以说中国仅在半个世界舞台上活动，而从这时起，中国的活动扩展到整个舞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启动之后，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并在较短的时间内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包括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发达国家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个目标基本上完成了。

　　从长期来看，这也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与绝大多数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这个条件，中国后来要实行开放就会困难得多，过程也会长得多。所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仍必须记住毛泽东的这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