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章百家：抗美援朝是毛泽东最困难决策
新浪历史：您长期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外交史，我想请您谈谈毛泽东与新中国外交的关系。
章百家：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创者、奠基者和探索者。当然，开创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并不是一个人。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周恩来、刘少奇以及陈毅、张闻天、王稼祥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毫无疑问，作为最高决策者和外交实践活动的指导者，从新中国成立直至他逝世，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观察和分析，他的国际战略思想和他确定的外交基本原则对新中国外交影响最大。
新浪历史：毛泽东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您认为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
章百家：我认为毛泽东的第一个贡献是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之时，为新中国制订了外交方针，确定了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外交政策。谈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制订，要注意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中国革命在外交方面的基本诉求；二是对 当时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
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实现民族独立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目的之一。在外交方面就是要掌握自主权，结束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建立新型对外关系。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对国际形势做出正确分析，这样才能制定正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在这方面，毛泽东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新浪历史：请您具体谈谈毛泽东对战后形势的分析。
章百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美苏从合作走向对峙，国共矛盾也日趋激烈。战后形势将如何演变？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革命还有没有前途？当许多人对这些问题感到困惑的时候，毛泽东首先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从1946年4月至1947年初，他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其中最重要的是“中间地带”的理论。即在美、苏之间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战后美国反对苏联的主要目的是要控制中间地带。毛泽东认为，美苏之间迟早会出现某种妥协，而这种妥协并不妨碍各国人民革命。他指出，中国处于“中间地带”，而美苏争夺的焦点是在欧洲。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方面指明了中国革命可以胜利，“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另一方面，也为两年多以后新中国制订外交方针奠定了基础。
新浪历史：那么，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有哪些？
章百家：1949年春天，毛泽东为新中国提出三条外交方针，这就是“另起炉灶”、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具体地说就是：新中国不继承国民党所建立的外交关系，而要在独立、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起新型外交关系；新中国将不急于与帝国主义国家建交，而首先要肃清内部的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残余势力；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与苏联是盟友。
关于“一边倒”要多说两句。现在，一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许多人只知道“一边倒”，而且理解也比较片面。事实上，毛泽东的原话并不是“倒向苏联”，而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这句话的含义也并非仅指外交。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此时必须对大政方针作出说明。我理解，毛泽东这句话是说，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像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走“中间道路”。因此，“一边倒”是总揽内政外交全局的大政方针，仅仅把它看作是外交方针有些狭窄，而把它理解为“倒向苏联”就很片面了。
新浪历史：这三条外交方针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
章百家：毛泽东提出的三条外交方针使新中国掌握了外交上的战略主动权，并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三个关键问题：第一是获得国际承认，新中国一成立就迎来了第一次建交高潮，与新中国建交的不仅有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批战后新独立的近邻国家以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是迅速割断了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不受制于旧的外交关系；第三是有利于国内经济的恢复和保障国家安全，这主要是通过中苏结盟实现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三条方针不仅有利于保障中国的独立，也有利于中国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近百年来，中国内战外战不断，中国人民期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新中国成立时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明确宣布，新中国实行和平外交政策。然而在国际上出现冷战的形势下，中国要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并不容易。
新浪历史：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发生了朝鲜战争。您是否能就毛泽东抗美援朝的决策谈些看法。
章百家：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第一场局部战争或有限战争。这场战争最初是朝鲜的内战，由于美国的干涉才演变为国际战争，成东西方之间的一场严重较量。对中国来说，这是一场被迫卷入的战争。朝鲜战争涉及的问题很多、很复杂，这里只能简单谈几点。
对毛泽东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一次决策，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因为对手是强大的美国，而新中国刚刚诞生，百废待兴。毛泽东决心出兵最基本目的就是“保家卫国”，首先是要保障国家安全。如果不出兵，让强敌压境就没有安全，无法安心搞建设。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大国之间也必须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除非原本就是邻国。还有一点就是美国在干涉朝鲜的同时还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这就打断了中国的统一进程，迫使中国必须作出反应。在抗美援朝的过程中，毛泽东还作出了通过谈判最终结束战争的方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决策。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新中国巩固了东北边疆，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使得美国和苏联都重新认识中国的作用。
除了抗美援朝，这一时期毛泽东还作出了援越抗法的决策。新中国虽未采了直接出兵的形式，但通过援助越南人民取得抗法战争的胜利，巩固了中国的南部边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地区出现了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浪潮。抗美援朝与援越抗法，还有后来的援越抗美，都是中国对邻国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与统一的支持，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新浪历史：您提出毛泽东是新中国外交的探索者。那么，毛泽东在外交方面的探索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章百家：中国革命对新中国外交具有深刻影响。否定了旧的外交传统，建立新型对外关系是一个过程，许多问题都有待探索。事实上，新中国建立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外交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为新中国外交探索最重要的成果，首先是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虽然这五原则最初是为了解决中国同邻国的关系而提出的，但很快就被做为中国处理同各种类型国家关系的普遍原则，包括新兴民族独立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新型国家关系的概括。毛泽东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不少论述，扩大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适用范围。早在1955年，他就提出中美之间也应按照这些原则来处理相互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了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的束缚，使新中国可以打破美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一批亚、非、拉国家，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法国这样的大国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
毛泽东时代，新中国还开启了同一些邻国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的进程。如解决了中国与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等国的边界问题。这一点对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一代中国领导人常说：“周边不宁，四肢不灵”。这个说法很形象也很深刻地说明了处理好周边问题的重要性。
新浪历史：既然处理与各种类型国家的关系是新中国外交探索的重要方面，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处理中国同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与美、苏两个大国的关系的？
章百家：在冷战时代，美国与苏联是世界的两极，外理外交事务离不开同美、苏两国的关系。在这方面，我想，毛泽东坚持的最重要的原则是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新中国成立之初采取了与苏联结盟的政策，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采取了敌视态度，当时中国面临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特别是美国制造了台湾问题，这成为中美之间的一个长期障碍。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苏矛盾不断发展，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基本的原因是苏联为使中国服从它的战略需要向中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中苏分裂对战后冷战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影响。这里，我仅想指出两点：一是对中国来说，中苏分裂使得苏联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对中国的内部发展具有影响力，由于历史原因这种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二是中苏分裂使中国成为国际上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获得了战略选择上的自由，可以较早地从全球冷战格局中摆脱出来。
新浪历史：是不是说，这也为关系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创造了条件？
章百家：可以这样说。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应当说明三点：第一，新中国成立后，中美虽然长期处于对立，但毛泽东始终认为，中美两国不可能永远相互隔绝，与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想法并没有泯灭。第二，在同美国的长期斗争中，毛泽东从来是立场坚定，策略灵活，注意有理、有利、有节。朝鲜战争之后，中国成功避免了再次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这就为双方关系的转圜保留了余地。第三，中美关系正常化能够启动，是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改善中美关系可以使双方获益。当时，美国急于从越南战争中摆脱出来，中国需要应对苏联的威胁。
1971年春，毛泽东抓住在名古屋举行世乒赛的机会，邀请美国乒兵球队访华，以中美人民的交往作为启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先导。以后，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大门的过程，大家都很了解，无须多说。
新浪历史：是否可以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是毛泽东晚年对中国外交的最大贡献？
章百家：可以这样说，而且这不仅是对中国外交的贡献，也是对整个国际关系发展的贡献。通过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国第一次主动地、有意识地推动了世界格局的转变，中国外交也由此进入一个大发展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方面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与世界各国普遍建立正常关系，但在冷战时代这个过程十分曲折。在中美关系改善之前，可以说中国仅在半个世界舞台上活动，而从这时起，中国的活动扩展到整个舞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启动之后，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并在较短的时间内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包括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发达国家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个目标基本上完成了。
从长期来看，这也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与绝大多数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这个条件，中国后来要实行开放就会困难得多，过程也会长得多。所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仍必须记住毛泽东的这个贡献。
采访：董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