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精神：在古典与现代之间
【作者简介】高全喜 文学、哲学、法学专业背景。由于身染沉疴而游思于艺术，后来沉湎于基督神学，于1998 年重新进入学术领域。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从小我到更广阔的大我
这是八十年代学人的精神追求
新浪文化：您最近出了《浮士德精神：在上帝与魔鬼之间》、《画与真：杨飞云与中国古典写实主义》和《独自叩问：漫谈中国当代美术》三本书，我们今天主要谈一下《浮士德精神》这一本。您在后记中说，大学时代，就对歌德的《浮士德》很有兴趣，这本书也是根据年轻时候的文字修订的，您能说一说浮士德精神对您的影响吗？
高全喜：我们那个时代和现在不一样，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一批大学生还是有精神追求，有社会关怀。而精神追求最主要的，是大家有一个从小我到更广阔的大我，从个人到世界的追求。尤其是以前思想封闭禁锢三十多年，大家都把80年代的这种人文思潮说成是一个小的人文复兴或者启蒙思潮。改革开放之初，有一轮对人的异化的批判，对人性的解放的赞美，所以当时文史哲是很时髦的，大家都喜欢报考文史哲，都追求这个东西。不像现在，没有多少人关注，毕业后也不太容易找到工作。那个时候渴望理解世界，追求大的自我，那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出于对传统专制体制的厌恶，很自然地就转向对西方的了解，我们渴望了解西方。了解西方，最初是从对文艺复兴开始，这是第一波，大家对这个了解地比较多，但是很快就进入到更深的层次，也就是通过文艺复兴、启蒙思想时期对于人性的理解，大家很自然地就会追求对德国精神文化的理解。
新浪文化：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之下，您个人是怎么进入《浮士德》研究的？
高全喜：我自己个人的学习经历实际上也是这样。首先是对文学感兴趣，接着觉得诗歌、艺术和美学不过瘾，又开始对哲学感兴趣，哲学先是喜欢启蒙思想的，也即是法国的哲学，后来又觉得不过瘾，不能解决深层的思想问题，所以走进了德国哲学这个领域。我大学时代的思想历程，基本上是这个路径。当时不但喜欢浮士德，像瓦格纳和贝多芬音乐也非常喜欢。随着自己的研究深入，也就对逻辑学、小逻辑，对康德的三大批判，对席勒的戏剧，对歌德的《浮士德》也很喜欢。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尤其喜欢《浮士德》和托尔斯泰的东西。读博士期间，以及后来工作后，又开始喜欢读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基，因为通过他们的作品，能更深地理解人类精神背后的东西。至于研究浮士德，当时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精神现象学》中的“自我意识问题”，《精神现象学》的结构恰恰是和《浮士德》类似，大家知道《浮士德》分上下卷，上卷是小我，下卷是大我，这与《精神现象学》中的“从小我的自我意识到人类的普遍自我意识”具有一定的同构性，而且在他们的时代，黑格尔和歌德关注的主题，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说，《浮士德精神：在上帝与魔鬼之间》是我博士论文的副产品。这样的思想经历，不仅是我，我们那一代，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精神历程。背景是从30年的禁锢走出来，思想一旦开放了之后，那自己觉得小我不足以满足，面向大我，大我首先是对西方，对法国、对德国的东西感兴趣。
新浪文化：在治学层面，你们这一代学者与同时代的西方学者相比，有哪些不同？
高全喜：我们这一代学者和后来人，像你们这代人，或者西方那些学者是不一样的，西方的学者大部分是从专业角度出发的，他们学经济学，学政治学，学历史学等等，大多是有一个学科专业的角度，他们的知识学习与心灵成长，未必完全一致。我们这代人最大的不同，是以前什么专业知识都没有，一旦进入了文史哲，这些知识这是他们的全部，知识与心灵塑造结合在一起。用文史哲取代了专业性的知识，会遇到一些问题，尤其是对经济、政治、法律等社会科学的问题之理解，乃至于像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之类的问题，上述的情况就利弊参半。首先有它的好处，即具备一定的思想深度，避免了一些专业知识学科的封闭和片面性，但是它也有重大的短板，即大部分人是缺乏专业知识的学科基础。要了解一个事物，尤其是社会的事物，是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的，在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社会实践中，随着我们这代人逐渐成为领导性人物，其原先的文史哲的思想就不够了，很多人缺乏比较专业化的、系统性的知识贮备，如果不加以真正的补课，面对社会转型之类的问题，难免会留下重大的知识性的缺陷。
新浪文化：你们这一代学人的转型，与中国当时的社会转型有很大的关联。能谈谈您在知识结构与价值理想上的转型吗？
高全喜：说起来，某种意义上我与同代人一样，有着类似的经历，但是阴差阳错，我又有了和他们的不同。这里边有两个原因。一个客观原因是我生病了之后，使得我相对来说退出了一个思想比较激烈的氛围，没了这个氛围，可以安静地处理自己的事情，不在场域中，不在思想氛围中，这是客观原因。这样使得我病好了之后，能有一个较为从容的时间，真正地从事相对来说专业的重新学习。他们那些人也都有一个继续学习的过程，但他们的学习基本上是沿着他们的路径，我的学习则是从头开始，尤其是经济学、法学，我是从零开始。第二个原因，使得我对以前的思想路线有反省，从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上大学，进入到对法国思想启蒙的理解学习，再到德国思想的理解学习，后来生病了，若干年后身体痊愈之后，我有了思想上的重大危机和转变。我觉得原先的路径也可能不错，但是我有了危机感，有重大的思想迷雾，我经常说一旦知识上有重大的缺陷，就很容易把人导致歧途。我选择了重新学习新的专业知识，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对中西历史的重新认识，对知识的重新理解，使我对英美法政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文明之道，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并且真正从内心深处开始推崇起来。我认为，第一，那个比较符合历史的现实；第二，他们占据着西方主流，他们不是失败的国家和失败的社会，他们当然不是一个绝对理想的社会，但相对来比，他们是较为成功的。中国的社会转型，我们效法与学习的，应该是成功者，而不是失败者。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这是我知识上的转型，除此之外，还有价值理想的转型。八九前后，尤其是汪晖事件之前，左右思想界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些情况很多人都介绍过，思想界的基本的价值观念都是改革开放，大家都主张改革开放，主张中国进步，知识都是文史哲的知识。在这里，没有明确的左和右的对立，相互之间可能有知识上的不同，性格上的差异，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没有形成尖锐的对立与冲突，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笼统的进步主义、改革主义、启蒙主义，这是普遍意义上的。但是到了八九，尤其是90年代中期之后，这一代学者的思想就产生了重大的分化，先是左右派的分化，后来保守主义出来之后，可以说是三足鼎立。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以前生病，没有参与，后来我已经完成了知识上的转变，我自然地在价值立场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我又和文史哲类的自由主义有点不太一样，不是中国的保守主义，而是西方保守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这让我对中国传统有同情的理解，对英美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的演进，比较心仪，我觉得中国思想界对于英美的思想传统认识不足，需要重新真正地予以认识。
今天更需要歌德
而非斯特劳斯、哈贝马斯或哈耶克
新浪文化：您觉得应该从哪里开始展开对英美的认识？
高全喜：比如说对英国的英格兰政治传统、宪政传统，苏格兰启蒙思想，以及政治经济学和文明演进论，认识就相当不充分；对美国的真正立国的精神，立国的制度，它的革命与反革命，也缺乏深入的认识。我最近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即美国也有一个他们的“通三通”。什么意思呢？美国的立宪建国，实际上是实现了一个西方世界的历史的通三通，一统是英国的普通法传统，一统是新教精神，一统是罗马共和政体，三个传统在美国那里实现了统一，早就了一个新的美利坚合众国。这些东西，我们的认识都很不足，我们以前是比较肤浅地认识英美的，并没有认识到他们背后真正的东西。你想如果真的是英美没有什么名堂，没有生命力的东西，他们怎么能够雄霸世界几百多年，而且到现在依然有富有生命力的呢，显然，我们的认识是不到位的。
新浪文化：刚才我们主要谈到了你们那一代思想的转变以及您个人思想的转变。在您看来，浮士德精神是什么样的精神？
高全喜：先说歌德，实际上有两个歌德的，一个是狂飙突进时期的歌德，写《威廉•麦斯特》的那个时代的歌德，另外一个是他用了一生经历，写《浮士德》，尤其是《浮士德•下卷》的歌德。当然，就歌德的完整意义来说，还有一个歌德，即写中西文化比较的歌德，三个歌德，加起来构成了歌德的哲学人生。歌德很类似于中国古代思想谱系中的朱熹，综合百家，雍容大端。至少在思想谱系中，歌德涵容三大块，你说他到底算是什么类型的思想家。
第一，他首先是一个倡导启蒙的思想家，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对权利、自由、理性、个性和精神解放，有着高度的认同，并在早年的诗文作品中，大力弘扬，继承的是文艺复兴以降到法国大革命的一脉思想传统。这个思想脉络，属于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主义和文明进步论的传统，所以说歌德是一位自由主义是不为错的。启蒙思想与自由主义具有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启蒙思想发育了现代的自由主义。
第二，歌德对于古希腊文明具有美好的向往，深受德国古典主义艺术与美学、诗学的影响，与席勒等人一起创立了德国文化思想史中的古典时代，显然，歌德又是一个古典主义或保守主义思想家。他晚年对于古希腊罗马艺术精神的深情，从浮士德悲剧的下卷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海伦的理想可谓一代德国思想家的梦想。
第三，歌德又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当然这是现代的叫法，当时可谓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倡导者。对于德意志文化和精神，歌德与他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的文豪哲人一样，是大力提倡的，这或许是由于德国现实的羸弱，深受分裂之苦，呼唤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国家的兴起，以抗衡法国、英国等欧洲强国的实现压力。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歌德虽然有德意志的精神复兴之情怀，其他的民族主义是温和的，健康的，远没有达到费希特、黑格尔那样的要做领导民族的抱负，也没有他们那样的贬低其他民族文化的偏见与狂傲。所以，歌德对于东方文明是谦和的，对于中国文化是兼容的，对于中国和东方的艺术是神往的，故此他有《西东合集》那样卓越的抒情诗歌，以表达他对于东方文明的憧憬。
总的来说，歌德的精神境界是广阔浩瀚的，不激进，不偏颇，中庸之道，海纳百川，雍容大度，蔚然壮观。说他是德国思想与德国精神的象征，不如说他是人类思想的象征。如斯的歌德，既是德国的，更是世界的，既是古典的，又是浪漫的，既是自由主义的，又是世界主义的。这就与德国偏执的主流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形成了反差。所以，在今天，我们与其说是需要黑格尔或其他什么思想家，诸如斯特劳斯、施米特、哈贝马斯，乃至哈耶克、伯林、阿伦特，不如说是更需要歌德，伟大的古今西中的融贯者——歌德。
新浪文化：您刚才说到了悲剧，您也说过一句话，一切真正伟大的悲剧都是具有宗教性的，您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浮士德精神？
高全喜：真正的悲剧就在于其产生于本性，人是天使又是魔鬼。所谓宗教性，是指人要追求天使，最终达不到，但是你不追求，也不符合人的本性，你追求到最后，也达不到。这就是悲剧性。浮士德精神强调的是历史过程，意义就在过程之中，开始和结尾都是不足轻重的，人没有过程什么都不是，但是人在过程当中最终是虚妄的，即便是虚妄的，浮士德认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意义。浮士德精神把宗教性最终变成了历史的过程，通过这个富有实践性的历史过程，人类能够达到自我救赎。这就是浮士德精神。
古典主义
追求的是古典与现代的结合
新浪文化：浮士德精神与您在另外一书中——也就是《画与真》的古典主义精神，二者间有什么关联吗？
高全喜：从这本书来说，歌德有一个叫《诗与真》的自传，写得很好，我就借用他的话语来谈，当然不是谈我，是谈画。诗与真，那是歌德的自传。在中国，诗画同源，画也同样能够与人生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正好的艺术，就要像歌德的作品一样，展示整个人生，从小我到大我，从魔鬼自我，到天使自我，尤其是悲剧性，以及人的神圣性，克服魔鬼的经历。这是第一层意思，此外，还有第二层意思，古典主义艺术。我写浮士德精神的时候，与绘画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歌德的《浮士德》诗剧属于德国文化的魏玛时期，是一个新的古典主义时期，哲学意义上的，例如德国古典哲学，指的是这个古典主义。席勒、歌德与康德、黑格尔，都属于这个古典时期，他们不同于绘画、音乐、建筑、诗剧的古典主义，那个古典主义要比这早，所以，歌德写《浮士德》，追求的是古典和现代的结合。我用这个画与真，也指的是中国油画中的古典主义，追求的是西方与中国的结合。
新浪文化：您怎么看待中国的古典主义油画艺术？
高全喜：书中说的古典主义是指中国的古典主义，就是中国曾经在改革开放以后，甚至在近百年油画艺术史中，有一个古典主义的缓慢演变的过程，最早像徐悲鸿，在他们那里把写实主义和古典主义混淆在一起了。古典主义在他们那里只是一种形式，大致相当于写实主义，即真实地再现事物的形象。比较典型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央美院第一画室，以靳尚谊代表，把他们到苏联留学时学习的古典写实的方法，视为一种古典主义，并且培养了一大批学生，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古典主义，偏重于形式主义，与古典主义精神相去甚远。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央美院这批人，只是学了西方的古典主义的方法，但是精神上没有什么东西，缺乏神性的东西和纯粹的超越性的东西。
我认为到了靳尚谊的学生杨云飞这一代，古典主义的形式和精神开始结合起来，这样就把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做了区分。古典主义在中国当时情况下，就成为一种另类的新潮艺术。中国的新潮艺术，是有两块的，一类新潮艺术，是后现代表现主义，还有一类是朝前走，走到了表现古典精神的追求，那个东西对中国当代画家来说也是新东西，因为以前也没有。所以，改革开放像85年、89年，有两种新的东西，一种是朝后走的，一种是朝前走的，相对来说，朝后走的声势浩大，朝前走的声势不足，只是在小圈子里。中国的古典主义能够揭示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所以，受到欢迎是自然的。但他们的不足在于表现的题材太有限了，不能表现更深邃的历史内容，更大的场景，更丰富的超越性的东西，这个在西方古典主义，大部分画的都是宗教性题材和历史性题材，内容极为宏富。但中国的古典主义这些年来，大多画的是美女、静物、风景，太有限了。我一直说中国还没有产生真正的古典主义大师，原因也在于此，相比之下，杨飞云是作的最为杰出的画家了，已经有了古典主义的精神追求，但其社会与历史的内涵还有待于深入开拓。